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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文刊于2023年2月1日《中老年时报》

司母戊大方鼎

大盂鼎

大盂鼎铭文局部释文：隹(唯)九月王才玟王受天有厥匿匍有四

青铜是红铜与其他金属锡、铅等的合金，刚铸造完成的器物还是金色，但出土后因 氧化 ，颜色产生锈蚀变为青绿色，故称为青铜器。在中国 仰韶文化 早期和 马家窑文化 时期已出现青铜器。商周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期，器型多样、风格浑厚。最重的青铜器是河南安阳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（亦称“商后母戊鼎”，有的文字学者将“司”释作王后的“后”字），高133厘米、口长112厘米、口宽79.2厘米、重832.84千克，因其腹内长壁上有三个铭文“司母戊”而得名。此外著名的还有陕西郿县出土的大盂鼎，系西周早期的青铜器。“鼎”是古代的炊器，最早的鼎是黏土烧制的陶鼎，后来才出现用青铜铸造的鼎。传说夏禹曾铸九鼎于荆山之下，以象征九州。从此鼎就从一般的炊器成为传国重器的象征。国灭则鼎迁，夏朝灭、商朝兴，九鼎迁于商都亳京；商朝灭、周朝兴，九鼎又迁于周都镐京。历商至周，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“定鼎”。 以青铜器命名的“青铜时代”，介于石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之间，这段特殊时代，不独我国而是整个人类历史上以使用青铜器为主要特征的时代。“青铜时代”不仅是因有了青铜器，更重要的是青铜器出现后，对于提高社会生产力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偶然地制造和使用青铜器的时代还不能算“青铜时代”。青铜器的工艺制造主要有“锻打法”和“ 范铸法 ”。“锻打法”是利用金属的延展性，在金属还未冷却时，用锤等工具锻打，塑造出想要的造型；“ 范铸法 ”是先以泥制模，雕塑各种图案铭文，阴干后经烧制使其成为母模，再以母模制泥范，阴干烧制成陶范并熔化合金，将合金浇注入陶范范腔里成器，脱范后再经清理打磨加工后即为青铜器。从古代青铜作坊遗址发掘出的实物分析，我国古代青铜器的铸造，大部分采用的是“ 范铸法 ”。 周朝时铜称为金，铸在青铜器内侧上的铭文就称作“金文”。由于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，乐器以钟为代表，因此“钟鼎”又是青铜器的代名词。青铜乐器上的铭文称“钟鼎文”，是研究古史的珍贵材料，其主要内容是关于祀典、赐命、诏书、征战、围猎、盟约等事件的记录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状况，如西周大盂鼎器内壁所铸铭文，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之事。青铜器及其铭文研究由来已久，属于金石学的重要内容，这一专门之学始创于宋，以后历代在研究范围和方法上不断有所改变。金石学在现代学科体制下进行重塑后，形成了完备的方法理论体系。 郭沫若 在这方面的研究有开拓之功,他采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，对青铜器进行了系统的整理,从器物形制、纹饰等方面出发，进行了深入研究。由于青铜器的图形文字和装饰图案以神秘难解著称， 郭沫若 遂提出“族徽”理论，并创立“标准器断代法”，建立了殷周青铜器研究的新体系。他考证的众多铭文记载的历史人物，对认识西周社会极为重要,开以金文补周史之先河,为史学研究提供了至为关键的文献。其专著《两周金文辞大系》，通过对金文字形字义的辨认识读,弄清了商周时期的一系列古史问题，最终重新建构了商周古史。青铜器及其铭文，承载着中华文明遥远的历史记忆，具有很高的文物和文献价值。前辈学者破译其中蕴含的文化“密码”，对生活在当代的人了解先民的生活状态甚有帮助。